从公共交通工具电子方言报站看强势方言区

摘 要：以强势方言、社会身份构建及语言生态观为理论框架，以全国范围内的公共交通工具电子方言报站为调查对象，通过研究电子方言报站的分布情况，探究其背后所传达的亲和性、话语权表达功能及语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原则。

关键词：方言报站；强势方言；社会身份构建；语言生态观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36.027

1 引言

公共交通工具不仅极大方便了人们出行，更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标准。作为展现城市风貌的“窗口”行业， 传统的人工售票、人工报站已经大面积被刷卡机、投币机、电子语音报站等更为快捷的设备所取代。说到电子语音报站，作为公共场合通用语言的普通话理应更加符合公共交通服务用语模式、规范化的需要，不同于人工报站可能存在的方言报站现象，如今存在的电子语音方言报站似乎有悖于常理，然而存在即合理，因而更加值得深究。

2 相关调查

南方地区是公共交通工具电子方言报站的发源地。在《方言报站与想象的共同体》一文中，沈彬认为，从客观上来看，方言报站不是必须。因为公交、地铁上下车时间有限，不同方言各说一遍，反而有些适得其反，而且只能听得懂方言的当地老年群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主观上来看，原因各有各的不同。例如，苏州在旅游线路上使用吴侬软语报站，是为了吸引游客；有些城市则是为了突出当地的风俗人情。

有感于此，以下是全国范围内对公共交通工具电子方言报站的相关调查：

由此可见，全国范围内的公共交通工具电子方言报站基本集中在华南、华东地区，绝大部分涉及到普通话、英语两种语言及各地不同的方言，顺序多以普通话-方言-英语为主。

3 从公共交通工具电子方言报站看强势方言区

公共交通工具电子方言报站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在潜移默化中对城市文化的塑造和传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其背后所反映和传播的价值理念不容小觑。

3.1 方言报站所体现的亲和性功能

运用方言报站，亲切感倍增，这也是为什么城市本地人赞成者居多的原因。强势方言受共同语及周边方言影响较少，为该区域的民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李如龙，2001）。关于公交用上海话报站，一网友在博客发表的《公交车用“方言”报站的随想》中大力叫好，该网友表示，最近上海的几条公交车线路开始使用上海话和普通话报站，对于本地人而言，亲切感不言而喻；对于初到上海的外地游客、国际友人，公共交通是他们出行的主要方式，甜糯地道的上海话也不失为一种对陌生城市的全方位体验，尤其对于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旅游城市而言。俗话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传播学的选择性定律，与个人经历、相似经验和文化背景协调一致的信息更容易备受众接触、理解和接受。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情感的载体。方言作为粘合剂，将同一地域的人们紧密联结在一起，即使性别、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经历有所不同，对方言的认可及亲切感也会在情感上产生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另外，上海大学中文系钱乃荣教授认为，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有其独特的、更加丰富的生活、情感用语，因而在表达方面更细微更具体。地方强势方言更是由于其特殊的语音、词汇体系、庞大的使用人群而极富感染力。就连经常活跃在香港、澳门舞台上的海外艺人，他们口中的中文听起来也是粤语腔十足。用方言报站，尤其在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的公共交通工具中，既是对地域文化的刻意贴近也彰显了其高度认可性。从实际功效看，除了心理上的归属、亲切感，方言报站深得老年人的欢心，尤其方便了那些只会讲方言的当地老人。

当然，方言报站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给不少人造成了困扰，使得语言交际和信息传播的成本大大增加。文化学者程立耕在2009年的博文《上海，你不能让我连报站名都听不懂》中便表示了自己极大的不满，他的观点也代表了许多外来者的心声。他指出，来沪工作的外地、外籍人口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方言报站让初来乍到者一时半会儿摸不着头脑，连车开到哪儿了都不知道，更有人直言不讳地指责公交公司应该把重心放在实实在在提高服务质量上而不是搞花样。

3.2 方言报站所体现的话语权表达功能

调查中不难发现，公共交通工具电子方言报站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华东和华南地区，如上海、广州、香港等发达城市。文化上的强势有赖于强大的经济后盾，作为表现文化强势的外在手段之一的方言由此应运而生。不可置否，普通话始终受到强势方言的冲击，它所象征的国家取向也不断受到强势方言所代表的地方取向的挑战。所以，方言在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成为人们自我身份的象征并且更容易獲得较高的认同。一网友在帖子《方言报站名只是为了显示存在罢了》中分析到：“我认为，之所以要用方言报站名，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显示其存在……随着越来越多外来人口的涌入，在很多问题上，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话语权却受到了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行方言报站说到底是因为空间被压缩的太厉害，为了要增加一些存在感而已。”

在强势方言区生活的本地人，方言意识也更加浓厚。相比之下，他们眼中的“普通话”则像是“外来者”的语言，地位不如强势方言。就个人经历而言，以前在西安读书的时候，学校绝大多数学生都是陕西本省生源，老师、食堂、宿管阿姨也多为陕西人，无论是课堂上还是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在刻意纠正自己的口音，尽量向普通话靠拢。陕西方言仅限用于和非常亲近的人说话，或者在玩笑中使用。然而，在上海、广州等地，情况则恰恰相反。日常生活中，上海人更倾向于使用上海话，广州人更情愿讲粤语。就拿上海话来说，可以说是大部分上海人的首选语言。本地人之间大多使用上海话交流，有时候说话人虽然是以普通话开头，说着说着便会无意识地切换成上海话。对于正在牙牙学语的小宝宝，家长也会用上海话教他们学说话，曾经在便利店看到一个由外婆带着的混血儿小男生，一口奶声奶气的上海话让许多人忍俊不禁。内地某档综艺节目在上海拍摄期间，出生在香港后来去韩国发展的歌手王嘉尔，用地道的上海话向路人寻求帮助，众人惊讶之余，他打趣道：“阿拉妈是上海银（我妈妈是上海人）！”后来发现，他和妈妈之间的日常交流也是上海话和粤语的自由切换。身边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外地人，一些简单的口头用语也会被同化，比如普通话中的“可以”，上海话则为“好的呀”。还有一些人则表示愿意学习说上海话，以便更好融入上海。网上及市面上的“沪语”、“粤语”培训班、教程便可见一斑。综上所述，方言强势区的人们乐于把方言视为作为一个当地人的象征，从而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识别和区分，当然，这种身份往往依托于方言强势区强大的经济实力而带有某种优越性。Fairclough（1989）认为人们通过语言来构建和突显自己的某种身份并且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在某种意义上引发了社会的调整及变革。endprint

3.3 方言报站所体现的语言生态多样性原则

自然界有物竞天择的生态规律，同样，人文生态环境中的语言也在进行着“优胜劣汰”和“协同进化”的竞争与演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语言的发展水平各不一样，一些文化群体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水平较高，超过了其它邻近地区的文化群体，成为强势语言，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一些弱势语言由于使用人口少、无法满足社交需求而濒临灭绝。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民族和地域的多样性造就了语言和方言的多样性。汉语因其庞大的使用人口而脱颖而出。汉民族在长期发展中，由于地域历史及生产生活差异而形成了北方、吴、赣、湘、粤、闽和客家七大方言区。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定都北京，为了同仇敌忾，增进各少数民族及不同地区人民的交流，以北方话为基础、北京方言为基础音的普通话占据绝对优势，成为官方用语而大力推广，这一举措在当时对维护祖国统一意义重大。普通话的普及给方言的生存带来了巨大威胁，语言生态的多样性面临挑战。

有关数据表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地球上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相当于物种消亡的速度。语言和生态系统一样，与自然、社会等很多因素相联系，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了语言生态系统（允栋，2004）。语言生态是生态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有共同语也有各种不同的方言，才能呈现出多样化共存的语言环境（于辉，2008）。普通话初期的推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群众长期使用方言交流的习惯，对于普通话有一定的抵触，国家针对这种情况而采取了一些强制性措施才使得推普活动顺利开展。所以普通话一旦站稳脚跟后，方言尤其是强势方言凭借先天优势逐渐呈现出与普通话抢占生存空间、相抗衡的态势。主持人汪涵自掏腰包四百多万保护方言的“乡音”计划因为媒体的宣传及其公众人物的身份而成为一时热议的话题，《天天向上》是他主持的一档火遍全国的脱口秀节目，有人统计过，汪涵在节目秀过不下20种方言，这种与嘉宾说方言互称“老乡”的沟通方式也成为他的主持风格之一，并广受好评。“普通话可以让你走得更远，可以让你走得更方便，但是方言，可以讓你不要忘记从哪里出发，普通话让你交流极其顺畅，而方言让你感受到无限的温暖”，这是汪涵对语言多样性的温情定义。“乡音”计划打算用5年到10年的时间对湖南53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声像方式保存，进行数据库整理后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